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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是顶在最后的那个人”

发布日期:2022-05-12 13:5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“我是顶在最后的那个人,我不能泄气,不能把队伍带散,只能咬咬牙顶过去。或许这里解封后,我们还将去其他地方支援。现在只能忘掉其他琐事,顶过一个小时算一个小时。”

  距离朝阳区劲松北社区被划为临时管控区,已经过去十几天了。4月25日那天起,社区书记陈波就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力。组织核酸检测、搭建志愿小组、保障居民生活……他从清晨5点开始工作,直到夜色深沉,才凑合着在办公室睡下。

  许多居民记住了陈波。这个49岁的社区党委书记,头发已经白了一半,常常骑着车把生锈的自行车,穿行在各个角落。配送、就医、弹窗……各类问题到他这里,总能得到耐心的回复。

  其中一位居民记录下了陈波的一夜——穿着白色防护服,坐在医院外的马路边,等待居民就医结束。陈波守了4个小时,不停嘱咐受伤的孩子多多休息。

  “可是他已经很久没有睡上一次好觉了,”居民在社交平台写道:“这让平日很少和社区接触的我,真正感受到社区工作者的辛苦和伟大。”

  繁重的工作不允许他记住这些细节。对陈波来说,他只是在一个普通的夜晚,完成了一项普通的任务。

  最初接到此轮防疫任务是4月25日,那天劲松北社区被划为临时管控区,那天的很多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。这些天跟打仗似的,脑子都是乱的。

  跟其他社区不同,劲松北社区被分割成10个小院,各自封闭。核酸检测人员就分成11个组,去到各个楼院做核酸,基本到下午6点左右才能完工。

  拿买药和就医来说,我们辖区大概有12000人,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三分之一,许多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,有的还患有癌症,就医需求比较大。为此,我们成立了好几个志愿小组,收集居民的需求,再根据轻重缓急上报,由医生统一研判,然后给病人反馈。

  有些病人需要闭环转运——我们就要帮忙联系医院,然后由急救车转运,还要有一名社区干部陪同,协助缴费、填表等。

 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4月28日。那晚我值班,一位年轻的父亲急切地找来,说孩子意外摔倒,牙齿脱落血流不止,希望可以尽快就医。我们很快联系120闭环转运,到达医院时已经是深夜12点。

  我们社区距离疫情风险点位很近,许多人的健康宝都出现弹窗,我也不例外。但我忘了弹窗这回事,所以去了医院也进不去,只好穿着防护服坐在路边等。

  那几天降温,夜晚很冷,四周很空旷。我一遍遍琢磨,接下来疫情工作怎么推进,志愿者队伍怎么建立,居民买菜就医怎么更方便……回到社区时已经将近凌晨5点。我闭上眼,试图休息一下,但脑子里装了太多事,没睡踏实。三四十分钟后,新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。

  除了前面提到的,我还需要对接街道的职能部门,协调物资支持,组织下沉干部、支援单位、保安保洁等人员协同作战……绕着社区走一两万步是常事,基本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,一两点已经算是早的了。

  原本劲松北社区居委会有19人,但此轮疫情暴发之后,有人被派到其他核酸检测点工作,有人居家隔离,有人去支援封控区和兄弟社区,最终只剩下13人。

  我们想自己扛下来,但很快发现人手不够。好在很快就有20多名下沉干部和其他街道的30多名社工来支援我们。他们有人负责取药,有人负责配送,有人维持秩序、接听电话。但要撑起社区的“最后一公里”服务,我们还需要更多人手。

  劲松北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,虽然登记在册的党员有700多名,但许多老党员已经搬到子女家中,剩下的党员志愿者,年龄也大多在七八十岁。疫情之下,我不希望让他们再劳累,所以我琢磨着要成立一个新的、以年轻人为主的志愿者队伍。

  5月1日,我开始在居民微信群中发布招募书。起初,招募效果并不理想,我就主动跟有意愿的居民沟通,后来有些居民也看到,社区确实面临人手不足的困难,就主动找到我,希望能出一份力。

  现在,这个志愿者队伍人数已经突破了60人。他们当中有学生,有宝妈,还有个十四五岁小伙子很想参与,我们只好让他跟着父亲一起帮忙。

  大家的工作多是和人打交道,每天都有新问题钻出来。生活什么时候恢复正常,弹窗如何解除,孤寡老人怎么办……很多居民没有经历过封控、管控,他们不安心,我们也都理解。

  解答疑惑、疏解情绪,是我们必须要做好的工作。我一个人每天就要接听至少200通电话,以前能挺一天半的手机电量,现在一个上午就用掉一半。10天下来,很多人嗓子都哑了。大家都是凭着热情和一股干劲儿来做。

  实际上,我们也是生手,这也是我第一次经历社区封控、管控,很多东西都在摸索中。

  比如疫情刚开始时,居民们一窝蜂地聚过来询问,秩序乱了,我们就得迅速应对。作为整个社区工作的调度者,我只能捋顺流程,一个接一个地尽快解决那些难题。

  一开始我把工作想简单了,以为跟过去一样,打个冲锋,就扛过去了。但恢复正常生活的时间表比我们预计的要长。欣慰的是,居民们还是很配合的,排队做核酸的时候,基本都能保持秩序。更多人和我熟悉起来,有时候我去开会,他们都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:“干嘛去书记?来坐坐吧!”

  我家不在劲松北社区,在附近的农光里社区。4月25日接到防疫通知后,我几乎日日住在办公室,就躺在短沙发上,一台吊灯整夜开着。这十几天里,我只回家过两次,但这已经比许多社区书记幸运多了。

  回家主要是为了看看75岁的母亲和77岁的父亲。他们身体一直不太好,平时只有我一人照顾。他们都是党员,能够理解我的工作,但作为孩子,总会挂念他们。

  第一次回家是4月27日深夜。回家前,我的辖区查出一管样本阳性。因为我当时身体不适,同事们担心我,替我去住户家二次核检,我留在社区一边忙其他工作一边等结果。很快,速检结果显示为阴性,我们都松了一口气。

  同事劝我回家看看,顺便换换衣服。到家已是晚上10点多,父母还没休息,我给他们讲讲近况,安慰他们疫情很快就结束了,希望能缓解他们的焦虑。

  我们一直聊到深夜12点多,连日的疲惫让我睡得很沉,凌晨3点,我突然惊醒,看到了一个小时前来的一条短信——辖区出现了确诊病例,之前的阳性样本核验的最终结果仍为阳性。

  其实疫情这两年多来,我们社区的防疫工作没断过。比如我们一直坚持入户宣传,鼓励老人接种疫苗,还经常抽派人手支援其他街道。此轮疫情之前,我们已经在超负荷工作了。

  遇到困难,党员、干部先上,这是我们的传统。现在,我们这些社区干部,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6小时以上。但大家一刻不敢放松,生怕一旦躺下休息,就干不动了。

  这是我离疫情最近的一次,但我并不害怕,因为职责所在。可当我看着两位年轻的同事进入封控区支援的时候,我真的很担心,如果可以的话,我宁愿自己去顶替他们。

  我身体一直不太好,高血压困扰着我,肾脏、血管也陆续出现问题,2018年调到劲松北社区后,老旧小区改造和疫情防控两头忙,有时工作久了,腰和胸口就疼得不行,后背都是麻的。

  这些我从没跟别人说过,因为我是顶在最后的那个人,我不能泄气,不能把队伍带散,只能咬咬牙顶过去。或许这里解封后,我们还将去其他地方支援。现在只能忘掉其他琐事,顶过一个小时算一个小时。

  开会的时候,我们几个社区书记总会互相鼓励、彼此劝慰:还是要坚持下去,一起扛过这段困难时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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